1979年的年底，实在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发生。全国的关注点也就在于几条不痛不痒的社会新闻。
像10月，根据沪海当年夏天诈骗案创作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公开演出。由于这是一步讽刺特权思想的作品，引发了各地观众的激烈讨论。
11月，出身将军之家的杭州恶少“二熊”伏法，并依法判处死刑，人民群众对此强烈拥护。
还有12月，“伟人”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度提出了一个大部分人都感到新鲜的概念词——“小康”。
尽管这个词在后来会变得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但此时人们对其还很陌生，没有几个人懂得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和伟大意义。
至于京城百姓，倒是有别于其他地方，爆发了一件特别热闹的群体事件。
这是因为10月24日的时候，京城市政府根据上级文件，率先提出关于提高主要副食品销售价格提价和发放补贴的实施方案。
京城市政府决定，要从11月1日起，于京城范围内，对肉、禽、蛋、奶、鱼、蔬菜等八种主要副食品各自提高了大概百分之三十左右价格。但调价后，每个职工每月会增加五元副食补贴。
这可是我国价格改革的首度尝试。也是长期价格冰冻以来的首度对商品的大范围提价。其影响又直接牵扯到千家万户的百姓生计。因而造成的效果和引发的后续反应不可谓不轰动。
立竿见影，十月底的京城民间，很快就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抢购热潮”。那是家家户户不拉空，自发形成的全民运动。
大家一改多年以来的勤俭作风，毫不吝惜地拿出多年积攒的储蓄在副食店里大买特买。那疯狂劲儿恨不得直接把商店里的库存给搬空了。
于是乎，短短几天，京城的副食店就像被洗劫过一样。但凡在涨价范畴之内的东西全都卖光了。甚至还有更“聪明”的主儿，买了不少相关产品。
这在今天来看显然是一场闹剧。但切身经历过这个年代的人，却深知其原宥只来自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和无奈。不为别的，老百姓真是穷怕了！
当然，这仅仅是大面儿上的情况。如果说大部分京城人的记忆中，1979年是波澜不惊，顶多也就是虚惊一场，便翻到了1980年的话。但在京城警察和南北城的“玩主”们眼中却完全是两回事了。
这两个较为特殊的社会人群都只有一种感受。疲于奔命，战战兢兢。
至于洪衍武和他身边的大部分人，更是血中带泪、无处喊冤，甚至还留下了几乎永难弥补的遗憾。
而这种种的结果都是从一个人身上引发出来的，那就是从青海逃狱归京的“申城隍”。
事实上，早在“申城隍”刚登上了返京的火车，京城市公安局就接到了青海省公安厅通报的相关情况。
作为逃犯的原籍所在地，京城方面当然有在辖区范围追查逃犯行踪和下落的义务和必要。而且得知“申城隍”越狱前还打死了劳改农场两个与之有怨隙的服刑犯人后，他们就更重视了。
于是市局不但马上把在逃犯的详细情况布置给了东城分局，和其管辖下的“申城隍”原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并且特意在全市的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增加了警力，在全市范围内增派了巡视的工人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