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衍武的直言不讳让叶璇有点生气了，听到这儿，她猛然打断。
“瞧你把我们说的，我们就那么差劲？你那是偏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活一世，追求成功不是很自然的事儿吗？难道做父母的要求孩子们进步不正常吗？难道老百姓的家庭不是同样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当兵、找份好工作吗？还有，人是群居生物，大家一起构建出完整的社会，难道身为社会中的个体，不需要顾忌别人的感受吗？那叫做自私！都像你这样把自己择出去，公共秩序和文明礼貌又怎么维持？”
洪衍武看出叶璇带情绪了，赶紧克制。
“瞧你，说着说着还急了？得，就算我说的过分了。有些轻佻、草率，以偏概全。为这个我跟你道歉行不行？”
而跟着他话锋一转，又开始带节奏。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些问题我也是有感而发，并非信口雌黄。再继续谈话前，有一个前提我希望你能明白，我说这些没有想抱怨和讽刺什么人的意思，只是希望你了解咱们之间存在着本质不同。至于我说的到底对不对，我说说，你听听，然后咱俩再进行讨论……”
“比如说吧，就拿父母对对孩子的要求而言，虽然都希望子女有出息。可普通家庭和干部家庭在认知上还是有区别的。老百姓认为的有出息，就是孩子的人品端正，孝敬父母。至于具体的功名利禄，能往上走当然好，可走不上去也不会硬逼。至于谁要是用了不光彩的手段实现了目的，一旦被家长知道反而会受到唾弃和严惩。但家长也绝对不会因为孩子犯了错就冷漠无情，他们会千方百计让孩子重归正途，做一个坦坦荡荡的人。”
“我自己的家庭就是这样，我当初之所以被抓，就是我亲生父亲举报的我。可我不恨他，因为他不是想要放弃我，而是为了挽救我。你看我现在，我家人对我格外关心，以前的事儿一概不提。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能当个好人。只要我能做到这一点，其他的想干什么他们都无条件支持。别说我洗猪大肠了，哪怕掏大粪、扫大街，他们也不会觉得我丢人。至于别人，那对我重要吗？”
“但相反的，干部家庭对孩子要求的就不同了。由于等级意识从单位到家庭深入人心，他们生活里的一切由官位高低决定。因此这些父母从小就不断给儿女灌输一定要拔尖儿的精英意识。他们习惯以考试成绩、学校评语和获得的奖状来作为对孩子的评价标准。没有这些，哪怕一个孩子其他方面再有所长，但在父母眼中仍旧是个没出息的孩子。”
“而且不少人都习惯把儿女当部下，要他们按自己的指挥棒行事。老子当兵，儿子就必须当兵，老子当外交官，儿子就必须精通几门外语。稍有违背，必受严惩。杨卫帆不就这样？他本来是想学绘画的，可偏偏被迫入伍，根本没有选择未来的权力，只能处于父母的监管之下。
“要是万一孩子们真犯了错呢，那更是罪不容诛。我劳教的地方，就有个在京影厂上班的干部子弟。他是因为跟另一个干部子弟争女朋友打架进来的。结果他的家庭深以他为耻，他的父亲为了不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政治面目，居然在他保外治病，最需要家人帮助的时候，和他划清界限，把他推到社会上自谋生路。”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平民百姓和干部子弟并不仅仅是血统的不同，他们的根本性区别在于生长环境。老百姓知足常乐的平庸者居多，人和人的交往不会有明显的等级差异。而干部子弟呢，人际关系中无所不在地充斥着等级意识。除了父母太过宠溺的，其他的人必须有所长、有所成，否则他在生活里就没有位置，他的人生就会严重褪色。你想想，这样两种生活状态下的人，哪里会有共同语言？所以现实生活里，平民子弟和干部子弟成为朋友的就没有几个。更别说一起组成家庭的了……”
洪衍武的简直就想针扎一样让叶璇难受，可话虽然刺耳，却偏偏又是她生活里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这让她几次想反驳都难找措辞。
最后她想来想去也只能嗫嚅地说，“你的话还是太绝对了！难道你和杨卫帆不是朋友吗？难道我们不是朋友？而且像我的父母就不是你说的这样。他们就特开明，常说我想做什么都可以。甚至包括……包括……我选择自己未来一起生活的对象……只要他，他能有勇气一点。能够上进一点……”
说到这里，话题又绕回来了，叶璇免不了再次面显羞涩，少女的情怀显露无疑。
但洪衍武却觉得有点费劲，不由皱了一下眉头，叹了一口气。想了一想，他又换了个角度继续。
“其实我也承认，任何一个群体中总会有个别的、例外的。要不然我最讨厌的干部子弟里，也不会有杨卫帆那样的另类份子和你这样善良、乐于助人的女孩子了。当然，你的父母应该也不差。光看你，我就知道你的父母一定也是非同一般，素质相当高……”
这话让叶璇高兴了，她忙不迭地附和起来。
“是呀，是呀，我爸妈可好了。他们是最平易近人的了。他们对家里的警卫员、阿姨和厨师都特别和气。过去，我父亲还经常参加我们学校组织的活动呢，无论对什么家庭的孩子，他们都很和蔼、亲切，一视同仁……”
“可是即使是这样，干部也仍然是干部，老百姓也仍然是老百姓。某些群体局限性和规律，是谁都无法违背的，也是打破不了的。这就像海里的鱼和天空中的鸟一样，都要遵循自然规律，鸟不能入水，鱼也无法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