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了四十万人的艰难生存现状对经济制度变革的促进作用，接下来还得谈谈这四十万人对经济消费的直接提升。
1979年的京城，每天似乎都是从拥挤中开始的。
在公交车站，在地铁站台，在百货商店……以至于连买早点也是人满为患。
因为只要这些待业青年每天照旧无事可做，那就少不了要结伴上街。
而上街往往就要花钱，哪怕是二分钱的大碗茶，五分钱的汽车票，一毛钱的榨菜面，或是一毛五分钱的电影票……只要兜里有，这些最基础的消费是免不了的。
还别看这些返城的知识青年多无职业，但他们的父母是有职业的。于是能满足他们精神匮乏和肠胃饥渴的电影院和餐馆，就分别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1979年夏季的电影票房呈现史无前例的飞速增长，让京城的任何一家影院都变得繁忙无比。
而为了尽量多的接待观众，各家影院都根据自身条件增加了放映场次。
无论周末还是工作日，从早起来九点，有时候八点场，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一共要放上十二场到十三场，中间机器基本没有什么休息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惊险样式影片《保密局的枪声》足足吸引了六亿人次的观众先后走进影院。这部影片也成为了在武打动作片《少林寺》上映前，国产电影的一个票房标杆。
虽然这其中，待业青年的票房贡献没有人统计过具体数字，但场场爆满的本质现象却完全可以说明一切。
因为在这个绝对划一的年代，有工作的人是不可能在上班时间去电影院的。
同样的道理，餐馆里也是一样。
1979年，相声演员高英培和范振钰一起录制了一部名曰《不正之风》的相声作品。
在这部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相声作品中，作者将拉关系、加塞儿，只为了买两张油饼儿的事儿，冠以不正之风的帽子。
今天听起来似乎有些上纲上线。但从这段相声可以确定的一个现实是，在七十年代末，上餐馆里吃饭需要排队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不用说，这一点也要归咎于大量返城的知青的头上。
而明证就是知名的大饭庄尚可得到较安逸的就餐环境。但越小的饭馆人就越多，炒饼、榨菜面的销量骤增，人多餐馆少的现象彻底成了时代标志。
对洪衍武而言，这两种社会情况的影响是有好有坏。
糟糕的是，他在外边吃饭变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