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吃了蜜蜂屎的，还远不止董乾达他们几个。
这个时期，比他们还要躁动，缺乏理性的。
应该是像水澜这样跟风做梦，不管不顾也要出国的人。
由于封闭多年的国门开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
大量引入国内的电影电视和杂志小说，以及舶来商品，让斑斓的西方世界，越来越撩动人们的神经。
再加上国家对知识份子的政策仍然只停留于口头，“知识越来越不值钱”的论调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这一切都促使着从大学校园刚毕业的那一代精英份子，对困守于国家单位的前景看淡，也无不将出国视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这一年，京城报考“托福”的人数增至一万八千人。
这一年，一个出国学者拍摄的《国人的眼界》纪录片，在京城文化圈里广泛流传。
这一年，各大机关单位里，当两个年轻人人见面时，最常听到的对话已经变成。
“嘿，出国的事儿怎么样了？
“正办着呢！”
说白了，这一年的“出国热”已经不知不觉，达到了一种非理性的状态了。
所有人对米国的感觉，都是高速运转的城市、忙碌的市民、永不停歇的电梯，大街上川流不息的汽车。
以及人均年收入一万九千美元和国内七百四十二元人民币的巨大对比。
如此就形成了一种让人为之狂热、迷信一样的极端论调。
无论你在这儿过得好是不好，一定是出去会更好。
无论任何关系、任何的途径，怎么着都行，只要能出去。
水澜就是这样，尽管她对遥远的异国，是天堂还是地域，并没有多少真正了解。
但未知的国外生活充满难以抗拒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