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对于哪一个商人来说，社会上的重大变化往往都意味着最大的生意机会。
作为共和国来讲，打开国门之后，来到首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这便是当代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这一点对大部分京城人来说，其实并不太难感觉到。
因为天安门广场上，故宫前，王府井，使馆区这几个地方，各种肤色的“歪果仁”一直都在与日增多。如果以年来计算，更是以几何速度来爆炸的。
还有，“京城饭店”、“友谊宾馆”这些涉外宾馆越来越人满为患，甚至新开张没多久的“建国饭店”，入住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而“聚德全”在京的几家门店，如今每天接待的顾客已经有四成是外国人和港澳同胞，更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只是感觉到这种变化是一回事，但懂得穷人要和有钱人做买卖这个道理，能清晰地把这个现象与赚钱联系在一起，却是另一回事。
整个京城也仅有不多的聪明人，才注意到了这些洋人本质上是一个个流动的钱包。
像倒腾外汇券的“黄牛”们是一批，从外交公寓的外国人手里“收破烂”的有一批。
也有教外国人汉语的，帮外国人做翻译的，甚至还有出卖肉体陪外国人睡觉，或是傍着外国人，狐假虎威，行骗懵钱的。
而就是这些聪明人，也没有一个能像洪衍武这样独具慧眼，发现旅游商品这块大蛋糕的。
因为实事求是的来讲，旅游商品这个概念在我国一直都是没有的。
过去，我们对外国人的生活毫无限制，这些传统玩意也实在没什么新鲜的，外国人来到京城，想买这些小玩意，随处可以卖到。
同时我们的商家又一直把古玩、茶叶、丝绸、绣品这些高级商品当成普通的买卖来看待。
只要进店都是客人，掏钱就够了，谁管你是出于什么动机来买呢？
所以也就从未有人把这种特殊的市场需求单独区分出来过。
但改革开放之后可就全然不同了，改变恰恰从这时开始。
一方面是共和国对入境的外国人管理严格，限制很多，购物、吃饭、住宿都必须在指定地点。
另一方面，传统工艺品的生产长期不受重视，在“运动”中日益凋零，民间艺人几乎不复存在。
而眼下私营经济的恢复又刚刚才开始起步，重新开始做买卖的操业者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