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泉子妈这种钝刀子割肉的滋味不同，没了陈德元这座靠山，洪家人生活的改变完全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他们每个人几乎于一夜之间就被打回了原形。而这种政治待遇上的窘迫滋味，更是一言难尽。
最先开始的，是糖业糕点公司免除了对洪禄承这个“内控改造”对象的全部优待，把过去扫厕所和掏阴沟的活儿又重新划给了他。紧接着，在陈德元火化后的第三天，公司的造反派又把洪禄承的工作岗位从干净舒适的食品仓库调到了阴冷防空洞改建成的杂物仓库。而从这时起，这伙子人便以“深挖思想动向”的理由，把洪禄承在地下仓库里强行关押了大半年。
在此期间，洪禄承不仅要一个人承担起地下仓库的所有脏活累活，而且每日还要熬夜写交待材料。他不但吃住都在地下，就连上厕所的时间也只有每天两次，简直等若坐牢。毫不亏心的说，他日后腿病的由来恐怕就在这里。
至于家属的探望时间，那也要根据造反派的心情而定。或许两三天，或许一两周，总得经过反复申请说尽好话才获批准。而每次探望，王蕴琳都会尽可能地给洪禄承带去一些食品，可当她看到洪禄承脸庞随着每次见面都日益消瘦，她便知道丈夫所过的日子并不怎么舒坦，因此也总会忍不住地暗自伤感。
特别是有一次，她曾亲眼看见洪禄承走出防空洞时，只因半句话没听清，没能及时帮一个路过的造反派抬糖浆桶，结果那个造反派就狠狠抽了他的丈夫一耳光。可洪禄承呢？哪怕脸上带着红肿的指印，还得继续无怨无言地去帮忙。说真的，这副情景简直让人悲痛难抑。可王蕴琳唯一能做的，也不过是默默把眼泪往肚里流罢了。
不过话说回来，别看洪禄承在单位的日子确实难熬，但其实王蕴琳在家里也不怎么好受。因为在这个年头，“贱民”的待遇是贯彻在生活里每一个角落的。自打洪禄承被造反派管制起来以后，街道那位大主任毛远芳便也紧跟着跳了出来，继续跟洪家为难。
毛主任第一个举动，就是为洪家专门制定出数条管制办法，贴在了观音院东院的墙上。其苛刻程度完全达到了福儒里的头份儿，具体内容包括：
一、最迟早六点钟起床，到了晚十点钟必须睡觉。
二、除了每日清晨要清扫街道，雨雪天气，还要负责除雪掏污泥，劳动改造。
三、不准亲戚来往，如有人来洪家走动，就是收买拉拢。
四、走路如碰到人民，不准当中走，须低头靠边走。
五、不准提笔乱写。收到或寄出的所有信件，要拿到民革会先给治保主任审查。
六、每周都要写一份“交心”材料交到民革会，除了每周日的固定谈话。还要随时接受调查，参加民革会的“学习”。
对此，尽管老边媳妇很有意见，说洪家已经改造的不错了，用不着如此相待。可偏偏毛远芳在民革会里已经“抖”了好几年，如今基本已经掌控了大权。所以她对老边媳妇的话根本不屑一顾，反而故意为难似的要求老边媳妇去亲自负责监督，还说如有松懈就要连她一起问责，结果把老边媳妇倒气得差点拍了桌子。
就这样，王蕴琳便过上了每天天不亮就要扫马路，白天要上班，下班还要写材料的生活。而每到周末也不能休息，她必须还要去参加民革会评审会，交材料外带坦白“思维动向”。
往往这种会上，一帮街道积极分子在毛远芳的支持下总会纷纷发言，批判王蕴琳改造不积极主动，甚至抗拒改造。而其强词夺理、无事生非、捕风捉影的程度简直像个笑话，但王蕴琳面对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刁难，却必须要作出恭听状才能过关。
总之，不把王蕴琳折腾得狼狈不堪、精疲力竭，毛远芳是不会轻易放过她的。也只有当这个“臭茅房”喜欢折辱人的畸形心态得以充分满足后，她才会暂时告一段落。
在这种情况下，王蕴琳自然也被搞得身心疲惫，无论精神还是身子骨，都是一日不如一日了。还真别说，也幸亏这个时期群众的热情已经消退，不大流行“游街”了，再加上洪衍争在两年前已经成家，家里还有个新娶的大儿媳妇能帮帮她操持一下家务。否则她也恐怕早就顶不住了。
这种磨难还不仅仅限于洪禄承夫妇身上。与父母相似，洪家的长子洪衍争在红星家具厂的地位也是重新回到了最底层。
其实自打1960年被分配进该厂，洪衍争就一直干着厂里最差也最累的工种——锛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