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陈德元放出的消息还真挺靠谱，复课开学的事很快就成为了真正的事实。
1967年10月14日，成为了我国教育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在这一天，国家中委、军委、国戊院与当时当权的“革命”小组，联合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此前一年有余，因为“十年运动”的爆发，所有学校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而在这个通知发布以后，除了高考制度尚未恢复，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都陆续回到了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
应该说，对于洪衍武能够上学这件事，家人和邻居们，那完全可以用“翘首以盼”来形容。无人不希望这小子能在学校改变性情，学会一些做人的道理。
只不过，大家的这种期望注定是要落空的。因为这个时候是教育史上最特殊的一个时期，所以实际上，学校已经变得和大多数人想象中不太一样了。
首先要知道，这次复课的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把整天在社会上“打漂儿”的那些孩子收拢回来。
因为在这个时期，社会上有许多狗屁倒灶的事儿，都是由这帮“浪在社会上”的孩子们惹出来的。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治安情况。若再不加以整顿，恐怕还会越演越烈。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孩子们不安分。人一闲着，自然就要“生簧”。（土话，生事，惹是生非的意思。）像这些精力最为旺盛的半大小子，又哪儿能踏实在家呆着？家里待不住，可不得奔大街野跑撒欢儿，滋点儿事儿，寻找点儿刺激吗？
所幸停课的时间尚短，这帮孩子们也还没彻底“挣断缰绳”，因此在学校和家长的共同要求和监督下，大多数的孩子还是按时回到了学校。
不过，由于这时候文化已经不值钱了，孩子们归校之后，学校自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走错误的“白专路线”（白专是特殊时期的特定名词，专指只知道埋头钻研业务和学业，但不重视政治学习的行为），所以上边就提出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于是乎，上学在当时主要任务就变成“闹革命”了。
既然是“闹革命”，上学也就不是发愁的事儿了。您即便是几门功课不及格的“蹲班生”，也照样能接荐儿把这学给上喽。大拨儿轰嘛，根本就没考试这一说。因为来上学，学的不是文化，而是如何“革命”。
总的来说，京城所有中小学校的课目设置从形式到内容，都被一改到底。
原教材因为被指责为“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全部废弃不用了。当局匆忙印制了一批临时的紧贴现实政治的教材。不过，在当时全国学校极力压缩学习时间的普遍情况下，即使是这些简了又简的教材，仍然没有在规范的课时内确保完成，彻底显示出了“革命化”的冲击力度。
而经此一变，学校已经不可能守得住多少学习的本分了。除了简单认认字，平日里学生们干的最多的事，就是开会、听广播、念大字报、出黑板报，有时还要根据社会形势参观展览、拉练、学工、学农。如此自可以想象的到，这一代学生的文化水平究竟如何了。
若干年后，当有人评论这时期的学生时，还有人说他们的文化水平是最低的，同时在学校里也是最能闹腾的。但这些人恰恰忘了一点，这些孩子们当年原本响应的就是“闹革命”的号召。
“闹革命”嘛。您说，这还能不闹吗？
除了以上这一条，学校里最大的变化还有师生关系。在这个年头，学生们可一点不怕老师。
因为尽管停课期间的抄检、串联、接受伟大领袖检阅等“革命”活动以及因此带来的喧闹劲儿已经过去，但这场运动的冲击波并未减弱。
具体而言，就体现在每所学校都正在进行的斗、批、改上。
为了完成教学改革，几乎所有的中小学校长都打倒了，而学校的行政机构则由革委会暂时代言，专待“军宣队”和“工宣队”入驻学校进行权力移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