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气氛很尴尬,知道了洪衍武是两劳人员,许多很多民警和工人民兵开始小声议论,谁都拿不准是否还应该给洪衍武写表扬信。
面对这种态度的转变,赵振民挠了挠头,忍不住为洪衍武抱不平了。
“嘿~嘿~嘿!我说你们怎么都这样啊?这兄弟劳教过又怎么了?解教人员做了好事才更应该表扬。秦所长,您不是说警察的首要职责就是把犯过错误的人改造好嘛?事实证明,这位兄弟就改造的不错……”
秦所长皱着眉一直在思索,似乎全没听见。
而孙副所长这时已把洪衍武的材料细细地看过一遍。一听赵振民这话,他抬起头,笑里藏刀地讥讽。“行啊赵振民,你跟劳教份子真是打成一片啊,都称兄道弟了?我看你忘了自己还是个人民警察吧?”
这一句话就堵住了赵振民的嘴,站在一旁的邢正义,脸色也同时变得异常难看。
洪衍武心里也是一紧,看出了苗头有点不妙。
这个插话的什么“孙子”副所长,像是和那俩警察不对盘儿,这事弄不好要砸锅。
果然,“孙子”副所长就像注视某种物品似的瞄着他,并且语气阴森地追问,“你是什么家庭出身?”
洪衍武脑袋里就是一炸。这可是最要命的问题,他怎么偏偏给忘了?他身上还背负着另一个更大的政治污点,那就是从一生出来就落在他身上的家庭出身。
没在这个年代生活过的人或许不知,在这个特殊的岁月,社会成员都会被划分区别。而这种划分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了,特别是在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家庭出身更是成为社会等级的唯一划分标准。它不仅能影响人们的生活,更能决定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比如上学、招工、参军、提干、搞政治工作、婚姻问题、评选先进和劳模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得凭家庭成份说话。而且这种评判标准渗透进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让人根本无处可躲。
要往上说,对解决组织问题至关重要。比如加入红小兵、红卫兵,入团、入党,不仅要往上严查三代,还必须都得是纯红色才能过关。要是往下说,哪怕是身在劳教农场,家庭出身好的教养也会被视作人民内部矛盾,常被用来帮助劳教干部管理家庭出身不好的教养。
就在这一刻,洪衍武记忆里那些几乎已经遗忘的隐痛和折辱,全被清晰地唤醒了。
“记着,别跟那小崽子玩,不听话揍你。他爸是资本家,是旧社会的有钱人,有钱人剥削穷人,就是坏人。”
洪衍武儿时的时候,亲耳听见福儒里的街坊们是这么训诫他们孩子们的。虽然他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家庭出身,可这个玩意儿却已经开始让他被别人排斥了。
“切,你能跟我比吗?我爷爷是拉洋车的,我爸是蹬三轮的。你丫一‘黑五类’还想加入‘红小兵’?作梦去吧。”
黑子趾高气扬地显摆着刚戴在他左臂上的菱形臂章(1967年12月22日,红小兵正式取代少先队,成为全国少年儿童唯一合法的基层组织。它的标志最初是一种红底金边金字的菱形臂章,用别针别在左衣袖种牛痘的位置。这种臂章原是棉质的,不禁脏,要到综合修理部压一个塑料膜,后改成塑料制品。因其形状和材质,民间俗称“片儿汤”。),尽管黑子考试总不及格,还蹲了两年班,可“自来红”的家庭出身还是让黑子顺利成为了伟大领袖的红小兵。当黑子和别的孩子在操场上举行加入红小兵的仪式,兴高采烈地把新发的臂章往袖子上别的时候,洪衍武却只能躲在教室里隔着窗户眼巴巴看着。当时他的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唯一的感触,就是觉着像黑子爸那样的爹才是了不起的父亲。相比较,他资本家的爸爸简直不如人家蹬三轮的一根小手指头。
“狗崽子,洪衍武,长白毛,白毛绿,吃了垃圾放狗屁……”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班里几个男生最先养成了追着洪衍武,用顺口溜骂他的习惯。而逐渐的,班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享受欺负他的乐趣。他们用粉笔在他背后画小动物,把痰吐在纸条上往他衣服上贴,上课时偷偷从后面用弹弓夹了纸团崩他。在他上厕所的时候,他们还往厕所里扔砖头,把他的身上溅满了屎尿。到了他小学毕业的时候,这些既快乐又有趣的游戏几乎使全班的男同学幸灾乐祸,开心透顶。
“打死丫头养的,资本家的儿子能是什么好东西?肯定就丫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