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一，朝廷放了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金幼孜、礼部侍郎熊文元为正副总裁，吏部侍郎吕震等四人担任同考官。∈♀
同时朝廷又开始商议规定取士名额，此乃涉及到天下读书人根本利益的大事，各方为此已经争吵不休了数年。
此事还得从朱元璋时代说起，当初立国后，百废待兴，官员的缺口极大，所以自洪武四年开始，各省连续三年举行乡试，然后这些举子一律免于会试，直接赴京等待吏部选派。
徐灏的舅舅们就是由此集体当的官，萧家村位于帝都脚下又不占国子监的名额，优势太大了，不过福之祸所依，也因此种下了株连的惨剧。
除了直接任命大批不经会试的地方官员外，朝廷还需要大量的翰林编修等文职官吏，中央各大衙门的秘书工作自然优先“年少俊逸者”，精力旺盛又能重点培养。
但朱元璋很快发现这些年轻后生，文章或许写得头头是道，却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能力，兼且少年高位，容易自满骄傲，沉溺于京城的花天酒地中，不思进取。
其实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朱元璋容忍不了，也不给改进的机会，洪武六年下旨停止科举，与方孝孺提倡的古代选贤任能的思想一样，让天下人举荐聪明正直、有能力的人破格做官。
可是推荐的效果并不比科举好，事实证明科举制度是大一统国家最科学也最完善的选官制度。自从废掉科举后，一年最多经吏部举荐需要授予官职的人数，多时达三千七百多人，少时也有一千九百多人，长此以往，很快将无官可授了。
尤其无法令朱元璋忍受的是，被举荐的人才不比科举入仕的人更有能力，相反综合素质远远不如。如此经过比较，朱元璋认识到了科举制度确实有着它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前人的智慧结晶绝非浪得虚名。
于是科举恢复了，但这已经是洪武十五年了，也就是说，推荐制实施了将近十年，大量良莠不齐的官员充斥各级官府，各种贪腐案件和集体不作为的恶性案件成出不穷，点燃了朱元璋的怒火，通过三大案开始了大杀特杀。
自此以后。两途并用的举荐制和科举制，逐渐朝着科举倾斜。朱高炽病危的这两年，荐举已近乎于废除了。
洪武时期，因官员数量的暴起暴落，会试名额没什么太大限制，缺额少就缩小，缺额大就扩大，很弹性化。这其中国子监的地位无可替代，充当救火队长的角色。监生直接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例子多不胜数。
洪熙朝后，朝局平稳，科举制也进入了常态化，故此国子监的地位每况愈下。而进士的地位日益提高。徐灏推动的是增加科举的考试项目，减轻八股文的比重，虽一度想彻底废除科举，那是因为受到后世观点的影响。而这么多年的实际发现，根本没有任何制度能替代科举，四书五经所代表的国学一无是处吗？不是！
太太平平的二十年下来。官员编制逐渐囊肿，必须要有名额进行限制了，这是官员们的普遍共识，不然大批的待选官空耗俸禄，也满腹牢骚。
洪熙朝到了宁缺毋滥的时候，再来与制定南北取士的比例一样，同窗、同年、同僚、同乡和经济地理位置等等原因，江南北平等大省做官的进士比例远高于偏远省份。
说穿了，就是资源分配的不公平。
如今这一块大饼牵动着整个天下，不单单是各省，还有朝鲜、安南、倭国各属国以及永乐洲汉王洲等殖民地，甚至连阿拉伯世界和欧洲诸国也极为关切，都想争取到满意的名额。
当然这事与徐灏没什么关系，他关心的是今年恩科，恩诏属于特殊情况，等闲十年二十年也遇不到一次，并非“恒制”。
老百姓最熟知的是每当老皇帝驾崩，新皇帝登基后的惯例，三年连续举行两次科举，族中一大批子侄早已跃跃欲试，包括二儿子徐煜也要参加，通过萌监资格，报的科目竟是最显赫的国学。
一大早，徐灏夫妇看着儿子吃饭，不免嘱咐道：“头场最重要，四书议三道，经义四道，一定要发挥好，来个开门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