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现在还有不错的学术氛围，但再过几个月，一战爆发，这里就开始大变样，将进驻大量军队以及军方部门。
1914年，法德还在马恩河激战时，爱尔兰的第六师就已集结在剑桥，在公共草地安营扎寨。许多学院成了军官训练团的临时司令部，而三一学院的大图书馆则成了露天医院，军方成立了“东部第一总医院”，教授、大学生和研究助教们当了志愿者。
剑桥平时有3500名学生，到1915年时只留下五六百。
对很多人来说，战争前线反而成了第一流的俱乐部，在那里才能看到以前的朋友。
到了战争接近结束的1918年，一次布道会上，有位剑桥数学教授难过地说：“我在剑桥的学生至少有一半，而实际上全是最好的学生，都阵亡了，或者终身残疾。我所做的多年数学教学工作绝大部分白费了。”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得出，以后的几年再想和欧洲学者交流确实不太容易。
英国好歹是本土没有受到过多战争波及的国家，他们都到了如此田地，处于战斗最激烈的西线战场的法国可想而知是什么情况。
在剑桥时，李谕顺便去见了见罗素，两人此前在哥廷根见过一次。
“罗素先生，你的中文学得怎么样了？”李谕戏谑道。
罗素摊摊手：“距离看懂中文版的星战还有一段距离。”
李谕说：“那么罗素先生要加把劲，看懂中文版星战与看懂原版的《论语》仍有一大段距离。”
罗素吸着烟斗问：“还有差距？”
李谕说：“那可大了去！”
罗素感觉头皮发麻：“我记得语言学家说，中文有着可怕的传承，即便现代人也可以轻松看懂两千年的文字；而不是像英语一样，现代人想看懂莎士比亚时代的古英语都很难。那么既然我能看懂现代的星战，为什么看不懂中国古代的《论语》？”
李谕说：“主要是我用了中文里最简单的一种文体，尽可能接近口语。但两千年的汉语极度精炼，十个字常常可以代替现代汉语几十个字，阅读难度要大很多。”
“那是古人缺少书写工具，这个我还是了解的，”罗素说，“另外，说到语言，我的那位学生几乎要成了我的老师。”
“学生成为您的老师是什么意思？”李谕问。
“一会儿你就可以见到他，”罗素说，“这個学生对于我，就像拉马努金对于哈代。哈代对挖掘到拉马努金这位数学天才庆幸不已，我也为自己找到一个哲学天才无比兴奋。”
李谕问：“莫非是奥地利的留学生维特根斯坦？”
罗素疑惑道：“你知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