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4章达达

    梁启超的电文发回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各地的报纸上都被登了出来。

    国内的舆论一直主张坚持立场,不能签订有损国权的条约,一个战胜国要是还丧权辱国,那真没道理了。

    北洋政府见巴黎那边都把密约拿出来了,也没办法,于是公布出了中日之间有关山东问题的条约、协定、换文等。

    社会各界大为哗然,很快就明确点出了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责任问题。

    他们弄得确实失败,民国出了不少优秀外交官,北洋政府最上心的又正是中日关系,却在这上面屡屡出大问题,不得不让人无语。

    从袁世凯时代,北洋政府就明白,一定要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变成了一个强邻,又是那种有野心的邻居,不便发生直接冲突。

    所以北洋政府对日的外交策略一直是注重人事方面,如果有点误会,人事方面配合得当,说不定可以大事化小。担任外交次长一职的,几乎都有留日背景;外交部的几个主要参事,也必然有一个留过日。

    他们的职责就是随时揣摩研究日本的外交脉搏,防患于未然。

    思路应该说还不错,但这项工作一直做得异常不成功。

    国内非常担心代表团真的会签丧权辱国的条约,几乎每天都有电报发到代表团,一遍遍声明:“国民誓死力争,愿公等坚持到底,全国国民为公后盾。”

    “可惜没能看到原作,”李谕说,然后问,“你不是在纽约吗?”

    后世能够见到的《泉》,就是这张照片。至于那个小便池本体,早就不知所踪,可能被摄影师拍完照后随意丢弃在了地下室。

    只不过日本坚持已经定下的条约,应先交由日本再转交中国。——是个人就能看明白,小鬼子心口不一,嘴上说返还,心里肯定不想还,甚至想要更多。

    这段时间,代表团从美国那里得到的最好回复是:德国在中国的所有权益,先由和会暂收,等青岛等地开埠后,再交还中国。

    两人几乎同时开口道。

    “巴黎是艺术之都,总归要来这里生活一段时间,”杜尚说,“而且我早就想来了,但该死的战争持续了这么久。我真的不喜欢战争,不管什么形式的战争,都讨厌,只能选择躲避。不过我也从来不会对战争做任何表态或者谴责。”

    “你是杜尚?”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讨厌战争,杜尚先生肯定也讨厌政治吧?”李谕说。

    杜尚笑道:“哦!那是我灵光一闪的一件作品,没想到艺术展竟然违反他们自己的承诺,明明缴纳六美元就可以参展,他们却还是拒绝将这个作品展出,我只能找了一名摄影师拍照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