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委员会总部,有人来报告,日军进城了。拉贝和史密斯坐上汽车,打着安全区旗帜,带上懂口语的克拉作翻译,寻找日军军先头部队交涉。
汽车转弯开进汉中路,迎面碰上了一队东瀛兵,队伍中一名会讲德语的医生说,军队指挥官要过两天才来。在汉中路上,他们找到了一队约100人的先遣队,向一名大佐解释安全区的存在。
东瀛军官掏出军用地图,拉贝发现他的地图上并未标出安全区,史密斯吃惊地嘴巴张成了一个圆。两人头发都要竖起来了,因为这些日子以来,他们确信日军不会轰炸安全区,谁知日军根本就当安全区不存在。
史密斯赶紧用钢笔在地图上的安全区作上记号,并提醒他们:“注意三所红十字医院。”
拉贝补充道:“有一些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进了安全区,希望贵军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宽恕他们,准予重过平民生活。”
军官平静地回答道:“请放心,只要没人向日军射击,医院就会确保无恙。”
拉贝和史密斯松了口气,东瀛军官的配合态度增强了他们的信心,感觉安全区的安全有保证了,他们满意地带着这个消息回去。一路上,他们碰到中国士兵,就让他们缴械。
在安全区山西路入口处,一群中国士兵想要进安全区避难,几名美国人拦住他们,劝说他们解除武装。几名广东兵坚决不肯放下武器,他们紧紧握住步枪道:“我们为抗战而成为军人,军人怎能放下武器!”
拉贝过去劝道:“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日军会以此为借口,在安全区开战。只要放下武器,我们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几名广东兵听到拉贝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很不情愿的放下武器,并脱下了军装。其余的士兵也纷纷放下武器,以平民的身份进入了安全区。
镜头切到金女大,此时校门口聚集了几百人,恳求魏特琳让他们进去,哪怕在草坪上有一个坐的位置就行了。一个戴着毡帽、拄着手杖的驼背男人带着一个小姑娘走过来:“能让我们进去吗?”魏特琳道:“这里只接收妇女和孩子。”
那男人摘掉帽子,从口袋里扯出一张大手帕,把脸上的尘土和烟灰擦去,露出一张漂亮的脸。是个姑娘,只有二十来岁。
程瑞芳将女孩和小姑娘放了进来,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美兰,我妹妹叫美心。”美兰眼泪掉了下来,“我们镇子被东瀛鬼子烧了,人都被杀了,我爹我娘被杀了,我弟弟也被杀了,我和妹妹躲在地窖里逃过了一劫。”
镜头切到拉贝的视角,拉贝他们开车在城中穿行。一路上,东瀛人每10人到2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砸开店铺的门窗,疯狂进行抢劫。一些东瀛士兵成箱成箱地拖走掠夺来的物品,还有一些士兵用人力车、甚至婴儿车运送抢劫的物品。
这场戏把现场观众看傻了,眼前的场景让很多人想起了各种骚乱中暴徒趁火打劫的场面。比如洛杉矶暴乱、比如前些日子的巴黎骚乱。在这些骚乱中总有大量的暴徒砸开商店,将店里的东西哄抢一空。唯一不同的是,眼前这些东瀛兵是有组织的抢劫,而且都带着枪。
斯科塞斯也有些惊讶,但马上反应过来,这就是张然想要的效果,他是想告诉所有人,东瀛兵跟那些趁火打劫的暴徒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不是被洗脑的杀人机器,都是正常人,他们不是蠢,而是真正的坏。
张然确实是这么想的,现在很多作品把东瀛兵描绘成从小被****洗脑的疯子。在张然看来这纯粹是在为东瀛兵开脱,就像一个精神病患者杀了人,不需要被惩罚;一个被洗脑的疯子杀人,自然也是无罪的。事实并非如此,张然看了大量日军日记,从这些人的状态来看,根本看不到洗脑的状态,完全是正常的。
就拿小津安二郎的日记来说,记录的大都是生活琐事,买啤酒,买香烟,吃到了什么好吃的,甚至写一些小笑话,跟旅行日记似的。但小津是毒气部队的小队长,对中国军队多次使用毒气。你要说小津是被洗脑了的疯子,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张然不信。
电影在继续,拉贝到新街口交通银行大厦东瀛特务机关所在地交涉。负责人原田少将接见了拉贝。拉贝提出,对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希望日方按公认的战争法对待战俘,以人道主义精神宽待。原田态度非常傲慢,不过他表示:“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可以信任日军的仁慈态度。”